给少数民族送礼送什么好见面与送礼: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在云南

□ 文 / 河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宁玲姿

见面

1950年8月6日,46人组成的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第二分团在团长夏康农、副团长王连芳率领下抵达昆明。在昆明扩充人员至70余人后,这支肩负“毛主席和党中央”重托的访问团,第一站就到了石林的尾则。(《云南民族调查史料钩沉 1950-1965》)

王连芳副团长后来回忆说,“那一天,出乎我们意料,当地五万多各族兄弟姐妹身着节日盛装前来欢迎,大家奔走相告:‘毛主席派亲人来看我们了。’”

有些人为了见访问团,步行百余里,风餐露宿。他们“就是要看看毛主席派来的访问团,听听毛主席的代表说些什么”。

“代表”们都说一些什么?“我们转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对各兄弟民族的问候,宣传共产党反对民族压迫、反对民族剥削,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号召各民族人民团结起来,当家作主,共同建设祖国……”王连芳回忆说。

对历史上经历了民族隔阂和压迫的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同胞来说,访问团宣讲的这些内容,是他们从未听过的声音和主张。但不容忽略的是,传递这些内容的载体和方式也极为重要。正如王连芳回忆中,这些各族同胞确实怀着极大的热情,想亲自看看“代表”的样子,亲耳听听他们的声音,甚至尾随访问团一起“访问”。

王连芳提到例子。访问团走到墨江时,一个母亲带着十四五岁的儿子一起来看访问团。第二天行进到另一处时,这对母子又跟着来。第三天都南下至通关,这对母子还在。这才引起了访问团的注意。

他们一身单衣,忍饥挨饿地跟着,其原因除了访问团所呈现的文艺活动吸引了少年,还因为访问团上下给他们母子留下值得亲近与信赖的印象。后来,一个访问团警卫战士拿出仅有的衣服给这对母子,并把被子让给了他们母子。访问团离开通关时,这对母子才依依不舍地离开队伍。(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

送礼

给少数民族送礼送什么好见面与送礼: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在云南

各民族群众除了通过访问团的一言一行,想象“新中国”,感受他们所代表的“党中央”“毛主席”的温暖,还通过访问团赠送的礼物给少数民族送礼送什么好,体会访问团和新政权的真诚与情谊。

访问团肩负有疏通民族关系的使命;而当时的民族关系,因为历史原因也确实需要疏通和重塑。而这一过程中,赠送礼物这个充满人情味的安排,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

这些礼物有很多方面,大部分是实用物品。据亲历者回忆说,有茶、绸缎、布匹、针线、彩线、小镜子、盐巴等少数民族喜欢的用品和食品。这些物品,以今天的经验很难理解它们的意义。但在交通困难、物资贫乏的年代,这些需要外部输入的物品却异常珍贵,以此作为礼物,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1950年代之前,很多民族学家在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就经常用这些礼物疏通人际关系。中央访问团的工作显然也吸纳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实际上,在当时的云南,上述这些生活必需品对政府而言,也是不小的负担。(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江山:《回忆西南民族访问团》)

在云南民族地区,尽管各民族文化有一定差异,但礼物却普遍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是诸如生活必需品这样的实用功能,另一方面它还具有一定的象征功能,象征了被尊重、被关爱,还象征了赠送礼物者懂礼、真诚等等内涵。个人与个人之间物的功能如此,国家与个人之间也如此。各民族同胞通过礼物的互动,通过与访问团面对面的交往,理解了成立不久的共和国,理解党关于民族关系的新主张。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访问团赠送礼物的场合,通常都是在数千、甚至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显然,在这样的场合赠送礼物与在别的场合,其意义也不同。我们不妨看看当时的情形。

(1951年1月14日,武定,访问团领导宣讲党的民族政策后)“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中,访问团向各族人民赠送礼物,45位各民族代表喜气洋洋接受礼物,全场沸腾。”(《苗族通史》第四册,第161页)

把礼物展示出来,先是访问团的精心设计,而后则是收到礼物的群众感谢、自豪等复杂情感的宣泄。“(在石林)老百姓第一次收到来自中央的礼物,又高兴又感动,让代表们抬起访问团送的礼物绕场一周,给大家一块看看。”

抬礼物的各族代表甚至跑到主席台给少数民族送礼送什么好见面与送礼: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在云南,对访问团说,“我们只送了一些土产,与毛主席送我们的布匹相比就太差了。”有一位彝族老人更是由这些礼物联想到民族关系的历史性转变:“自从盘古开天地,只有彝家下山给官家服役缴粮,哪有官家上山给彝家送礼的,世道真的变了!”(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

回礼

给少数民族送礼送什么好见面与送礼: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在云南

人类学家说礼物的流动,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而且停不下来。在访问团向各族群众赠送礼物时,各族群众也向访问团,以及他们身后的党中央、毛主席赠送了礼物。

事例很多,我们列举一二,感受下礼物互动后情感交融的场面之火热。

在武定,“当苗族代表将自己民族的衣服,给访问团夏康农团长、王连芳副团长和张冲副主席穿上身时,人们喜笑颜开,全场欢呼不绝。”(《苗族通史》第四册,第161页)

石林的场面与武定类似。有代表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各送了一套撒尼服装,并希望毛主席穿了照张相片,寄给他们看看。另外给毛主席的礼物,还有各类民族形式的旗帜、各色礼服、松子、葵花籽、蜂蜜、油鸡枞,以及30来只活鸡和16头山羊。这些礼物,堆满了舞台的后台。(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王连芳传》)

在元阳,哈尼族群众送来竹筒装的哈尼豆豉,用大红纸包着,上面端端正正写着“送给阿波毛主席”。在盈江,各族群众送给毛主席的礼物,还包括一头大象——这头大象后来和其他一些动物运到昆明,饲养于圆通动物园。

各族群众赠送访问团和毛主席的礼物,内容不拘一格,体现了他们的真情实意,和对党中央、国家的朴素理解,也印证了访问团赠送礼物这个行为,确实像周总理说的那样能够“以心换心”,消除隔阂。

锦旗 也是礼物

在众多的礼物中,访问团制作的纪念章、锦旗等文化物品比较特殊。它们相对不那么实用,但却因为印有毛主席的像、印有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话语而获得了更直观的“代表性”。

前面我们说,为亲眼见到访问团,各族同胞经常不畏险阻,其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们代表了党中央、毛主席,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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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章、锦旗和访问团以及他们的宣讲活动,都有“代表性”,都是传递中央声音,展现国家意志的方式,它们互相配合,才有中央访问团的成功。不同的是,纪念章、锦旗是给各族群众或代表的礼物给少数民族送礼送什么好,可以收藏,可以做永久的见证,所以被赠予这样的礼物,比见到访问团又更具殊荣。

如果进一步考察这些文化象征物的内容(纪念章比较具体,这里暂不提),我们会对它们的意义有更进一步的理解。以锦旗而言,主要内容是毛主席的题词。这个题词比较著名,我们得从它诞生的过程讲起。

1950年6月,访问团筹备期间,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团长刘格平(时任中央民委副主任委员)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提出请主席题词的愿望。毛主席欣然同意,并以此作为“少数民族同胞的礼物”。

“毛主席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书桌前,聪明机智的田家英早已让工作人员准备好笔墨纸砚,李维汉、刘格平、赛福鼎也站起来,立即跟了过去。毛主席拿起毛笔,轻轻蘸墨,略一沉吟,立即挥毫题词。刘格平一看,主席的题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这14个大字,苍劲有力。”(降边嘉措:《周恩来对新中国民族工作的特殊贡献》,《中国民族报》)

返回中央民委后,刘格平等人立即派专人将题词送到琉璃厂精心裱装、印制。随后,这个礼物被中央访问团带到了中国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内蒙古等四个不同的访问地区,推进了民族工作发展,推动了民族团结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这个后来广为传播的话语,当装裱为锦旗,并作为礼物传递到少数民族代表手中时,因为增加了文字符号,使之和其他礼物有所区别。

一方面这面锦旗等于毛主席亲手送的礼物!另一方面民族团结的号召由最高领导人发出,从云南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心态看,这样的号召不仅会被相信、认同,而且还被坚定地捍卫。而且,我们应该看到,对国家领导人话语的发自内心的认同,实际上就是对国家的认同——国家是抽象的存在,通过人建立起对国家的情感和认同,这点并不难理解。

访问团在送出去各种锦旗等礼物时,也收获许多文字性礼物。有的向中央“献旗”——“献给中央委员会:苗彝同胞得解放,赤诚感谢共产党”;“献给毛主席:你是太阳,照耀着苦寒的边疆”;“献给中央访问团:辛劳跋涉,为民造福”,“不辞千辛万苦,惠我少数民族”,“友爱的访问,扶助的兑现”。(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编:《民族文物研究》)

这些锦旗、标语也是各式各样。访问团在丽江区,赠送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的题词、锦旗、纪念章和书籍画报、布匹、针线、日用品等礼物。接受的礼物中有一面锦旗,是丽江区十三县各族代表团敬献,上面一共绣有七种文字,另有一条锦幅,上面有丽江各族群众两万五千人的签名。(《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集成》,第104卷,第595页)

最后有必要简单回顾下中央访问团在云南的工作。访问团从1950年8月6日开始工作,到1951年5月全部结束,历时10月。访问了宜良(原有专署)、丽江、大理、保山、楚雄、思茅(普洱)、蒙自,以及后来建州的怒江、迪庆、西双版纳等几个专州。访问了路南、丽江、碧江等等42个县(设治局),往返行程2万里,整理70份近80万字的调查材料……(胡鸿章:《回忆中央访问团云南分团》)

应该说明的是,访问团组织比较完备,全团分4组,分别是文艺组、服务组、联络组、秘书组,按照调查研究的内容,可分为政治组、经济组、文教组、资料组、记者组和展览组。访问团成员各有分工,各司其职,所到之处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工作。(《云南民族调查史料钩沉 1950-1965》)比如,有一则资料说,截至1951年1月31日(此时访问团工作还未结束),文艺组演出52场次,观众14.1万人;放电影56场,观众29万人;办展览27次,观众23.8万人。(《苗族通史》第四册,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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