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方接亲送礼一般送什么回乡记｜婚礼随记：“过得好”比“权力大”更重要

本文作者胡晓映，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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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回乡期间参加了同学的婚礼，喜庆之余，也此对当代女性家庭地位产生了一点思考。中国婚礼仪式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环境与历史发展高度重合：第一阶段是二十世纪以前，都是按照旧式传统进行，遵从“三书”、“六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最为重要的；第二阶段，即到了二十世纪以后，民主、平等等观念以及西式礼仪的出现，进步青年们都提倡“文明婚礼”，但总体来说还是需要遵循传统“父母为男女择配、择媒人、行尊长礼”等结婚程序；第三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时期，国家力量对婚礼仪式产生重大影响，首先是当时社会以生产和建设为主，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留给年轻人的私人空间和物质财富无法支撑繁复传统的婚礼，其次是文革时期的“破四旧”要求，婚礼仪式被认为是封建残余，与之相关的如看八字等旧风俗被打为封建迷信，因此这段时期婚礼仪式按照标准化、革命化程序，婚礼一切从简并具有时代特色；第四阶段是改革开放后，对婚礼仪式的要求回升，但不再仅是依据传统，更多是年轻人对婚礼仪式本身拥有期待，在现代化、个体化的社会浪潮下，婚礼仪式也朝着现代化、私人化、年轻化、多样化方向发展，仪式也从注重社会意义转向了私人感受。

整场婚礼辗转了三个地方，先是男方去女方家接亲，然后经过一个小时左右车程到男方家拜天地，最后再去酒店举办正式婚礼。在男方出发之前，新郎父亲会带着新郎在自家客厅“燃烛上香，祭拜祖先”，表达感恩庇护之情后，男方就要出发去迎亲了，但他需要走在“抱喜毯”的人的后边，这个人一般是男方非常亲近的男性亲属，如大爷（大大）或叔叔，在走向婚车的过程中，观众们（亲属、邻里、朋友等）会高喊“新婚快乐”以表达喜悦和祝福，在上婚车之前最必不可少的就是喝父亲倒的“迎亲酒”，第一杯敬天，“天降吉祥”，第二杯敬地，“地显福气”，第三杯则自己喝掉，并接过母亲手中的花带到新娘家，至此，男方就可以出发接新娘了。在新郎忙出发仪式和赶路的时间里，新娘方则是在洗漱化妆和拍照，早上五点半就将化妆师和摄影师接到家里开始化妆盘发以及专业摄影师拍照，让我惊奇的是还有绞脸仪式，虽然只是象征性的摆拍。

男方到了新娘家首先要放鞭炮，并伴有大鼓表演和反串舞蹈表演，其次就是必不可少的叫门和障碍环节。障碍小游戏是新娘和伴娘婚礼前网购的，化好妆、穿着大红礼服的新娘端坐在铺好大红被单的床上等待，新郎及伴郎团到屋后就开始游戏，整个屋子都弥漫欢乐幸福的气氛，小游戏之后就到了找婚鞋的步骤，但因藏得过于简单立马被找到甚至被司仪“嫌弃”，司仪是正常婚礼最重要的“氛围担当”，幽默风趣又懂礼俗的司仪是非常吃香的，听说他要主持的婚礼已经排到了明年四月份。将新娘成功接下床之后和接新娘出门之前需要向女方父母敬改口茶，茶由伴娘用红色托盘端着，第一杯的敬茶规则是“谁当家先敬谁”，新郎在“犹豫”之后敬给了岳母，并说“妈妈，请喝茶，您辛苦了”，岳母随后给上改口红包，被后敬茶的岳父则是“爸爸，请喝茶，今天让妈妈高兴高兴，明天还是您当家”，岳父给改口红包。这还没完，新郎还要将红包上交给媳妇，并说“老婆，这是我结婚之后的第一笔收入，您笑纳，使劲花，不够再挣”，在这一过程中就确立了女性管钱花钱、男性挣钱养家的基调。在新娘出门之前还需要咬馒头，咬的第一口和第二口都吐在父亲手里的纸上，这个需要包好给新郎，第三口则需要新娘含在嘴里到了新郎家才能咽下，寓意财在两个家庭共享，一起发财。出门之前披上的红盖头（一块红纱），需要父亲和母亲一人两个角在新娘头顶上抻平，逆时针转三圈落下，至此完成在女方家所有的仪式。由于出门的时间是找大师算好的，因此需要在9点18分之前出门、10点18分在男方家下车，不仅如此，结婚日子、新娘坐向等都是算好的。

经过近一小时车程，媳妇接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放鞭炮，鞭炮的数量没有讲究，条件好的就多放些，条件一般的就少放些，然后就如在女方家一样打鼓、跳舞。抱喜毯的人跟男方父母姐姐等依次排队到婚车前迎接新娘。先是新郎下车，父亲帮儿子倒“凯旋酒”，与出发之前的“迎亲酒”相呼应，一敬天，“天降吉祥在人间”，二敬地，“地显福气和喜气”，第三杯又是自己喝下。接下来是迎娶新娘的真正开始，喜公公（男方父亲）把车门拉开，喜婆婆（男方母亲）给新娘红包和糖，“先递红包后递糖”，然后将新娘在娘家穿的鞋脱下，并用红纸包的熨斗从脚到膝盖一直运到头顶并转两圈，寓意“鸿运当头照，新娘子红红火火”，最后由婆婆帮新娘穿上红色婚鞋，新娘这才能下了婚车在热闹的鼓点中走到新郎家。

在新娘家进行的仪式比较简单，大多与女性本身有关，到了男方家，则出现了很多生子隐喻的仪式。

结婚时做的花馍

在新郎家的院子里举行传统的拜天地仪式，在传统拜天、拜地、对拜的仪式后，司仪还会增加许多当下流行的词汇调节婚礼气氛，如哇塞女孩、奥里给等，在对拜中也有“谁挣钱谁先抬头”、“谁花钱谁先抬头”等调侃性又显示男女家庭分工的内容，当然也少不了生子相关内容，如“谁生孩子谁抬头”，两人转了两圈之后，司仪会问新娘“晕不晕”，新娘回答“晕”之后，司仪会进一步问“晕（孕）几个”，即使女方反应的快回答“一个”，司仪也会通过让新郎加入语境将新娘的回答变为“两个”，以表达“儿女双全”的美好寓意。

进客厅之后，喜公公（男方父亲）和喜婆婆（女方父亲）会坐在族谱前等待儿媳的改口茶，整个仪式过程与女婿在丈人家的仪式完全一样，只不过敬茶人换作新娘，当然，唯一区别的是，新娘毫不犹豫的将“谁当家先敬谁”的茶一下子递给婆婆，显示了婆婆在家庭中的地位。敬茶之后，小两口转向“婚房卧室”，当代年轻人结婚必然有父母给其在城里买房，不与公婆住在一起，但因为仪式需要，就将新郎单身时住的屋子装饰成婚房卧室以举办仪式。新娘要脚踩红砖上床，以现“步步高升”之意，坐东朝北（算命算的）安顿好后，大姑子用红色梳子沾红色脸盆里的清水帮新娘梳头（象征性的），搀媳妇的女性用同样工具帮新娘梳另一侧头，搀媳妇的女性是男方家找的将女性搀扶回家的女性，原来都是找未出阁的女孩，现在则找儿女双全的。梳两侧的头发，“左三下，右三下，来年抱对胖娃娃”。梳完头后新郎新娘并排坐，大姑子（任何女性都可以）帮忙端上面条男方接亲送礼一般送什么，面条里有大枣、栗子，“有栗子有枣，有闺女有小儿，儿子女儿一个都少不了”，一共四碗，上边有绑着铜钱的交织红绳，小夫妻要用红筷子共同将红绳及铜钱举起，越高越好。新郎先给新娘递一碗面条，自己则拿对角的碗， 新娘先口含栗子递给新郎让他咬，伴随清脆的响声一人一半，这时司仪会问“婆家的栗子生不生”，新郎后吃一个大枣并将枣核用嘴传递给新娘，司仪会问“新郎把种子传过去了没“，可以看出，除却大枣和栗子本身在婚礼中的隐喻，这两个食物传递行为带有非常浓厚的生育隐喻。这段仪式的最后部分是由搀媳妇的妇女用筷子将窗户上糊的纸从上至下捅破并撕掉，捅破窗户告诉祖宗家里来了新人。至此，在男方家的仪式就全部结束了。

虽然最后的仪式在酒店举行，但整个婚礼仪式最主要的环节就是在男方家的一系列仪式，在酒店进行的是非常简单。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每一个参与婚礼的人都需要进行身份证、电话登记并消毒，整个婚礼会场布置的非常漂亮，但由于新人的喜好问题，西式婚礼用的大红色装饰，再加上西式的婚纱与西装，别有一番中西结合的意味。到了12点18分，婚礼大厅的大门缓缓打开，新娘穿着长拖尾的白色婚纱走上红毯，走到一半由新郎接着一起走向舞台中央，再加上婚礼及歌曲的烘托，庄重又浪漫，由于仪式在双方家里举行的差不多了，酒店现场的仪式相对比较简单，在结婚誓词、互换戒指之后就是家族大合照环节。与此同时，婚宴也开始了，虽然不是最高档次的宴请条件但也非常豪华，大鱼大肉龙虾鲍鱼一个不少，这时，拍完照的舞台上也开始了舞蹈表演，劲歌热舞让整个婚礼现场好不热闹。让我颇为震惊的是司仪，他总是突破我的想象。当我以为他只是懂点婚俗、会耍嘴皮子的挣钱快的主持人时，他告诉我说他需要每天看书，因为主持婚礼说话要有水平、脑子要转得快；当我以为主持完婚礼后他就完成任务后，他开始登台唱歌，并连唱四首，其中全要靠自己带动气氛；在他唱歌的时候有人给他送酒，整整一杯白酒让他喝，我以为这是在开玩笑，没想到在调侃几句后他直接一口闷，在我差点被惊掉下巴时他又连喝两瓶啤酒（一口气一瓶），我下巴直接“没有”了，这个时候我才真的知道，司仪钱有多不好挣。

由于常年在外地求学，我少有参加婚礼的机会，因此整个仪式中每一个事件对我来说都是新奇、独特的体验，在记录和回顾整场婚礼并与新娘（同学）进行交流的时候，也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我将其分为两个部分。

婚礼筹备之争

整个婚礼筹备是由两位新人共同决定的，但在筹备中出现了“两派纷争”，即新娘一派和除新娘以外的双方家庭成员一派，矛盾点在于婚礼地点与布置问题。首先是婚礼地点，男方及其父母希望在本村摆酒请客，这样价格低一些，省下的钱就是小两口的，但新娘希望拥有一个终生难忘的浪漫婚礼，并愿意为此买单，所以只能将婚礼地点定在了酒店。第二个是最大的分歧，即婚礼布置的问题。整个婚礼仪式分为三个部分：女方家、男方家和酒店，分歧点一，仪式开始时在男女方家门口请打鼓和舞蹈团队，新郎要求，双方父母也满意这个提议，女方虽然不特别满意但也不排斥就定下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新郎在整场婚礼中唯一一个决定；分歧点二，酒店婚礼布置价格太高，因为想要酒店顶棚的花朵吊顶，吊顶需要全人工打造因此价格昂贵，就此一样就让婚礼预算超出普通婚礼布置的三倍，其他家庭成员都认为钱没花到“正地方”，因此不同意，但还是在新娘的坚持下妥协。在这两个分歧中可以发现，男性及双方父母都希望花钱“能听到响”，即钱要花在明明面上，本地区的社会人际虽然没有极强竞争性，不会因为仪式简陋被非议，但结婚就是图热闹，办得好了双方自然脸上有光，也凸显了对出嫁女性的重视，否则钱花多不说也讨不到好；但新娘不这么想，“我不在意村庄邻里邻居的议论，闺女嫁的怎么样、排场大不大我都不在意，那都是给别人看的，我只在意酒店里的布置是什么样的”，所以她将很大部分钱花在了酒店的顶棚，“在可接受的价格范围内我想要最好的，效果满意是最重要的，婚礼只有一次，不能给自己留遗憾，肯定不能亏待自己”。

由此可见，传统的男性决定和父母决定婚姻、操办婚礼的时代已经过去，女性在婚礼中扮演更多角色，甚至可以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家庭，“爸爸妈妈姐姐都反对，公公婆婆不好意思反对，男朋友虽然反对但说不听也只能由着我”，在这场婚礼中，女性的自我意识得到了绝对彰显，她选择不再为他人而活、为经济所束缚，而是更注重个体感受，这不仅仅是婚礼筹备中的“权力抗争”，作为婚姻的开始，这映射出婚后小家庭内部及其与双方父母家庭之间的互动。

现在来说，嫁出去的女儿并非泼出去的水，娘家与出嫁女儿之间总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比与婆家的相处更亲密，会作为女性的坚强后盾一直存在。在婚姻遇到任何问题时寻求其帮助，娘家父母都会站在女儿的角度予以包容，但这种包容并非完全是赞同和偏袒，娘家父母有时会做出支持女婿的策略以实现女儿小家庭的和谐，女儿的“日子过好”是他们的最大追求。除此之外，女性已经成为父母养老的重要角色，姻亲关系的维系固然有功能性一面，如自身安全的保护和小家庭生产发展的支持，但女儿参与养老的动力主要是情感性的，并非受伦理、制度的制约，按照地方习俗父母不能在女儿家去世，但女性参与的生活照料以及日常往娘家带的东西、给得钱甚至比给婆家还多，这不仅体现了女性在小家庭交往关系中的地位，也体现了妇女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原来，女性在娘家时身体支配权归娘家，为娘家干活，甚至被包办婚姻，到了婆家后支配权给婆家，如果媳妇过多参与到娘家的劳动中，就会让婆家不高兴，觉得自己家的劳动力被侵犯，但是现在，女性身体的支配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她可以选择将自己的劳动力付出在任何一家，她不属于婆家也不属于娘家，而属于自己，或者说归于国家。

在传统社会，媳妇必须小心谨慎的伺候婆婆，等待自己儿子娶媳妇，“媳妇熬成婆”，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家庭权力结构，因此在结婚时除了“该抱孙子了”还包括“该享福了”的祝福语，指的就是从媳妇到婆婆身份转变带来的家事责任的减少。但当代女性显然不再是委曲求全的“小白菜”形象，传统“媳妇熬成婆”的反馈机制失效，现在当婆婆的妇女当媳妇时小心谨慎，当婆婆时她们依然需要如此，婆媳之间的权力结构发生本质性改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结构变化除了女性参与市场劳动、社会地位提高等一系列客观因素外，也是与男性地位的涨落相重合或者有很大关系的，比如媳妇能熬成婆男方接亲送礼一般送什么回乡记｜婚礼随记：“过得好”比“权力大”更重要，并不单纯因为年纪大，而是她的丈夫成了一家之主，她依托于父权并与长辈权威相结合，形成了其对年轻媳妇的支配和控制权力。但是在年轻人也即男性的地位在家庭中由于个人意识、市场等各种因素而居于父亲之上时，年轻女性的地位也取得了相对于婆婆更高的家庭地位，通过与男性的情感性关联、家庭资源控制以及养老模式等因素，改变了相对权力结构，对婆婆进行反制，导致权力关系的颠倒。虽然儿媳在伦理道德上必须对婆婆表示尊重和孝顺，但这种权力关系不对等及对儿媳的养老预期也让婆婆对儿媳行为有怨言也不敢表达。当然，当前小家庭与公婆分开居住也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婆媳关系的冲突，居住距离和相应的社交距离也在一定程度上更是促进了婆媳关系的和谐化。

女性与亲代两个家庭之间的关系维系固然复杂，但最为复杂的还是小家庭内部，即女性与伴侣之间权力制衡，这可以凝结为当家权与管家权的差别。

“当”与“管”之争

整个婚礼仪式下来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以下几个或者是一个细节，即在新郎新娘改口的时候司仪会要求“谁当家先敬谁”，新郎就面临“可能”得罪人的局面，但他在“看似”犹豫一秒后，直接把茶端给了丈母娘，显示出丈母娘在家庭中的地位，新娘则直接干脆的将茶敬给婆婆，虽然在给父亲角色敬茶时用“爸爸，请喝茶，今天让妈妈高兴高兴，明天还是您当家”这样的话术找补，但不可否认女性在家庭中的当家或者是管事地位，同时，小两口关于改口红包的归属问题也是女方所有，新郎要说“老婆，这是我结婚之后的第一笔收入，您笑纳，使劲花，不够再挣” ，在这一过程中就确立了女性管钱花钱、男性挣钱养家的基调，虽然结婚更多是为了讨个好彩头，但整个仪式中女性的当家地位被公开的展现出来。

学界关于当家权的界定是非常模糊的，如何评判女性当家，是以家内工作，如洗衣做饭、日常开支、照顾孩子作为当家标准，还是以掌管整个家庭事务，如地里种啥、是否建房等大事上的决策作为标准，还是以联系家内家外的随礼送礼、走访亲友、维持人际关系为标准？阎云翔用第三个作为标准来衡量东北地区女性的当家地位，但这是否是当家权的普遍表现则有待考究。在典型的华北农村地区，错综复杂的亲属网络和传统的宗族意识，女性在出嫁之后对男方家庭的依附性很强，她们作为家庭生活的实际操控者或者说实践者，在管理家庭中的大小事务、决定家庭副业、建构家庭关系网络方面都起着关键性甚至决定性作用，即使决定不被认可也能够通过各种策略影响男性的决策并最终按自身意愿决策。但在村庄的公共生活中，她们是没有地位的，她们必须要借助男性来完成自身决策的达成，因此即使女性有本事也需要男性最后的“一锤定音”和“代表”，再有本事的女性也需要在公共场合和公共活动（家里请客等）给足男性面子，学会忍让、退让、给面子等策略维系家庭关系的和谐，女性可以“好强”但不能“逞强”。

但在宗族性地区，宗族结构中男性的权威地位是与生俱来的，女性即使媳妇熬成婆也不会掌握与男性的同等权威，在宗族这一既是父权又是男权的结构中，女性处于相当边缘的地位，要在家辛苦劳作，男性却可以外出吃早茶、维系人际，毫无负担，这是其社会权力结构的体现。在身份性如此明显的地区，村庄公共事务毫无疑问只有男性才能参与，近年来却出现了女性去开村组会的情况，表面上看这是女性地位的提升，但实际上却是村组会决定的事务只需要举手表决，没有真正需要决策的内容，这一参与村庄事务的“权力”就转移到了女性身上，而这类公共事务实际上与家庭中的其他“操劳事”没有本质区别。

我们要正视与当家权极易混淆的管家权的存在。从字面意义上理解男方接亲送礼一般送什么，当家权重点是“当”，即决定，管家权重点是“管”，即管理，就像老板和秘书的关系一样，秘书负责管理各类琐碎事物并将想法汇总上报给老板，老板视自身意愿决定是否通过。我们可以看出，在广州等宗族性地区，管家权与当家权之间的区分比较明显，但在华北小亲族地区则界限模糊，在家庭这一亲密的私人关系中“当”与“管”的界限并不明确，而具有策略性、流动性和模糊性。

以我访谈的新娘为例，她认为“谁管钱谁当家”，虽然在大部分家庭采取的当家策略都是小事女性当家、大事男性当家，但生活中绝大多数事情都是小事，如亲戚朋友等关系网的建立和维系，都是几百块最多几千块钱的小人情流动，女性具有“小钱”的支配权而不需要请示丈夫，但遇到大事，如买车、买房，这需要夫妻双方的商量，而不能男性直接决定大额支出。“谁给谁零花钱，谁跟谁要零花钱这有着本质区别，这才是真正体现当家”，挣钱一方将工资上交给另一方并不是软弱与怕，而是满足家庭生活的平衡和持续发展，即使是全职太太，做“给（丈夫）零花钱”一方也会比做“（跟丈夫）要零花钱”一方有更高的安全感，也是真正的“当家”。在婚姻生活中除了这些理性决策行为，“男方干预决定的程度主要是看女方态度的强硬程度”——女性可文可武，可软可硬，男方强硬就哭，男方态度软下来就疯，女性可以熟练运用自身特质将话语权和决定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本文一直讨论女性在小家庭中所处的支配地位，但我们也要正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实际性性别差异和象征性性别差异，各地实践情况与文化遗俗之不同也产生了不同的性别实践，但最为重要的是，现代社会处处体现着多元性与流动性，因此社会和家庭也不能用单一维度界定夫妻地位的高低，而要用全面、多重角度在具体实践中看待家庭权力结构。家庭是一个给予双方温暖与情感性支持的避风港，而非勾心斗角和权力争夺的角斗场，过日子需要讲求策略，但并非要掌握绝对权力，“过得好”比“权力大”更重要。

20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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