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山西人送礼送什么好(山西特产礼品送人高档)

中国人是讲究礼尚往来的,也自称是礼仪之邦。说的直白点,中国人是喜欢收礼和送礼的。为什么?为了好办事。

从古到今,每朝每代,都有收受礼物,办成事情,皆大欢喜的。送礼与收礼,现如今很多是偷偷摸摸进行的,但是史籍所载确是名正言顺、正大光明的。此非虚言,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对收礼、送礼的记载比比皆是。

诸如,天下闻名的孟尝君,受困秦国不得脱,无奈之下只能送礼,即“取所献狐白裘”,“以献秦王幸姬。幸姬为言昭王,昭王释孟尝君”,后来刘邦也如法炮制了同样的事情,以解白登之围,“匈奴所围,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阏氏,围以得开。高帝既出,其计秘,世莫得闻。”幸姬、阏氏,都是老大喜欢的女人,吹吹枕边风,问题迎刃而解,化险为夷,也就不在话下。

其实,在古人看来,送礼和收礼并不丢人,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甚至可以说送礼是表达诚意的方式。太史公司马迁在《滑稽列传》里说:

威王八年,楚大发兵加齐。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赍金百斤,车马十驷。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岂有说乎?”髡曰:“今者臣从东方来,见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瓯窭满篝,污邪满车,五谷蕃熟,穰穰满家。’臣见其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故笑之。”于是齐威王乃益赍黄金千溢,白璧十双,车马百驷。髡辞而行,至赵。赵王与之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楚闻之,夜引兵而去。

您看看,国与国之间,送礼少了、轻了不行,否则会嫌诚意不够,至少得拿得出手,“金百斤,车马十驷”与“金千溢,白璧十双,车马百驷”,哪个礼重给山西人送礼送什么好,哪个礼轻?您如果是赵国国君,收了“金百斤,车马十驷”会出兵救援齐国吗?淳于髡是明白人,对于国运,必须送赵国重礼,否则事情办不成,保不住还“国灭”了。

只不过到了后世,送礼收礼往往和行贿受贿连在一起,在人们脑子里,收礼必须办事,否则说不过去,普通的礼品,也就多半让位于金钱。“今年过节不收礼”,似乎也就成了一种不可能。

到了清代,送礼收礼不仅是官僚们的必修课,而且是明码标价的真金白银。门包、冰敬、碳敬、别敬之类的礼尚往来,更是家常便饭。例如,雍正元年被革职的吴存礼,从康熙四十九年任云南巡抚,十三年间,送礼达五十一万五千七百零八两,在革职的当年还给大学士李光地、礼部尚书张鹏翮分别送礼两千五百六十两和一千两,而李、张二人素以清廉闻名,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讽刺。

究其原因,官僚俸禄极低,是上级下级收受笑纳的重要原因:以品级论,七品官年奉四十五两银子,一品官年奉一百八十两银子,这样的收入根本不可能维持普通官僚家庭的吃喝用度,例如,雍正五年,浙江巡抚李卫在奏折上声称自己一年的耗费是八千两白银。而李的同僚田文镜在奏折中声称,“河南巡抚一年的陋规高达二十万两”(《治官手册:雍正和他的大臣们》,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二十万两的灰色收入与朝廷俸禄相比,无疑是云泥之别。

的确,千里求官为了财。在中国传统社会,当官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更可以为一个家族创收。否则,鼓励人人当海瑞、于成龙的机制,那大概就得让大小官僚自掏腰包地为天朝百姓服务了。当然,后世之中也有清官,甚至真的是一文不取、不受贿赂,民国总理段祺瑞大概就是这类。

段总理被后世称为醉心权术的清官给山西人送礼送什么好,但也确实做到了不贪财。有一次,江苏督军齐燮元送他一套极其珍贵的围屏,围屏浑身上下镶嵌着各种炫目的宝石,他的家人喜欢得睡不着觉,还半夜里起来抚摸围屏。结果,段祺瑞第二天就令人把围屏抬出去物归原主。东北王张作霖曾给段祺瑞送过一些东北特产,结果段总理也只是收了两条鱼,其他一概不收。

当然,段总理不收礼也有例外,那就是冯玉祥给他送的一个南瓜。南瓜比起那些奇珍异宝大概算不上真正的礼吧。看来,冯玉祥把住了段的脉,而他也就成了段总理“今年过节不收礼”的例外,一个南瓜在现在看来似乎有点恶搞之意。几年之后,吴佩孚在洛阳过寿,而冯将军再次恶搞了一把。

1924年农历三月初七,吴佩孚五十大寿,别人都送金银珠宝,而冯玉祥的礼物却是一罐冷水,以比喻“君子之交淡如水”并说明这罐子水是玉泉山的天下第一泉之水,送给天下第一人,其水清澈透明如镜,正好比大帅为人。吴佩孚只好说:“好,好,知我者,焕章也。”当然,冯将军送礼也是看人下菜的,他有拿出手的东西,绝非南瓜、清水可比。

溥仪大婚,冯玉祥就很用心地讨好这位前任领导,别人送金银珠宝、大笔款项,他没有,而是呈进大喜白玉如意一柄,藏青、银灰绮霞缎衣料二件,酱色、古铜绮霞缎马褂料二件。但是,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却没有记录冯将军的礼品,而是记载了黎元洪送的八件礼物:珐琅器四件、绸缎二种、帐一件、联一副,徐世昌送的两万贺礼、二十八件瓷器和一件龙凤地毯。要说,黎、徐二人都当过北洋政府的总统,冯将军出手虽比不上他们,但比起送段、送吴的礼物,要强多了。

有趣的是,没几年,把溥仪请出紫禁城的也恰恰是冯玉祥。谁能琢磨住这位枭雄是怎么想的呢?枭雄确实令人难以捉摸!

除去金银珠宝、奇珍异宝,中国人送礼也喜欢来雅的,尤其是字画。中国人逢过寿、婚嫁之时,一般要写对联送送对方。溥仪大婚时黎元洪送了贺联(“汉瓦当文,延年益寿;周铜盘铭,富贵吉祥”),吴佩孚过寿时也收到过不少寿联,其中一副是康有为写的,“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及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一般来说,寻常百姓家祝寿送寿联,往往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之类的,但是人家康圣人不这么干。圣人的寿联对仗工整,霸气外泄,更是把吴佩孚看作一方雄主。康圣人会拍马,而吴也乐得这么被拍。

孙敏钊先生漫画

孙敏钊先生漫画

到了1949年底,毛泽东主席率团访问苏联,当然其间还有一个重要事情就是为斯大林同志庆贺七十寿辰。主席本人在莫斯科为斯大林写了“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寿联——看来在此期间,老人家并没有发挥自己的诗才。

实际上,毛泽东是不喜欢送礼的,对共产党内还作出不得送礼的规定。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得知身边工作人员收受了地方官员送的水果、茶叶、丝绸等物,大发脾气,“我的话你们就是不听,遇到暂时困难就过不去了?”不过,就当时身边工作人员的收礼之事,老一辈革命家的态度却多少有点相似,那就是严于律己,作风清廉。

周恩来说:“礼可收,要付钱。”刘少奇说:“退回去,下次他就不搞了。”朱德倒是不生气:“按老规矩(退回)。”陈云则说:“送礼是有求于我,收下后,决定事情必有偏差。”黄克诚说:“不能助长这种风气。”罗瑞卿说:“礼退回,人处分。”邓小平则说:“礼照收,事不办。”(纪兰:《蒋介石与毛泽东赠礼风格的比较》,《传记文学》第93卷第6期)总设计师说的六个字,独具特色,若真能“事不办”,也可以杀住送礼风——试想,送礼就是为了办事,如果送礼办不了事,那送礼的人肯定不会再去求人,况且当时送的礼物也仅仅限于茶叶、丝绸、水果。

当然,毛主席是很有人情味的人,对待自己的老乡、亲友,依然有礼尚往来的习惯。

1951年秋,原长沙第一师范校长张乾(任职于毛泽东就读期间)一行四人,相聚北京。毛泽东派工作人员到四人的住处,给他们每人送了一份相同的礼物:布鞋、袜子各一双,褥子、被子各一床,毛呢服一套,枕巾一条,枕头一对,香皂一块,牙刷一支。工作人员解释说,这些礼品不是用公款买的,而是毛泽东的稿费。公私分明且送的礼品都是实用物品,这大概就是一代伟人的高明之处,而且人情味十足。

最后插一句,本文作者井上山右先生前几年来北京,除了请我喝咖啡,还给我们小孩送了“学具大礼”。人家大老远的来一趟北京,还让客人给主人送礼,我真是问心有愧啊。

(注:本文由井上山右先生赐稿、孙敏钊漫画由陈歆清女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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