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同学送礼物送什么好（女同学一般送礼送什么好）

给同学送礼物送什么好（女同学一般送礼送什么好）

话说我有个小学女同学——这是废话，无论男女，谁都有好多小学同学。但是她长得挺好看。我知道这话一下子就能让好多男的竖起耳朵来。你们真虚伪。老假装关心女人的灵魂，其实最关心的还是脸，其次是腿，然后是胸。这三者的顺序有时会因人而异，但无论如何，最被关注的前三项，大抵不包括灵魂。

话说着说着就偏题了。而且偏激。重说。

我有个小学女同学，挺好看的。她有个弟弟。之所以知道她有个弟弟，是因为她就住在我家楼下。这么说更简单：我们两家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她爸爸是我妈妈单位的电工，她妈妈是我妈妈单位幼儿园的阿姨。我小时候特别娇气，我妈送我去幼儿园的时候极其不放心，经常在上班的时候偷偷跑去幼儿园看我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哭得声嘶力竭背过气去又没人理我。这糟糕的想象始终也没能成真，她每次偷偷从门缝里都只见我端端正正地坐在女同学妈妈的腿上，虽然同样是在嚎啕大哭，但是因为阿姨谁也不抱，就抱我一个人，而且一直耐心地拍打着我的背，所以我始终也不至于哭得背过气去，总还能剩下一口气继续声嘶力竭。所以我妈妈一辈子都很感激她。

这么说又跑偏了。到底怎样才能够正常地开始叙述一个小学女同学的故事呢？

长话短说。说到了我们家和她们的关系，也说到了我妈妈对他们家的一个基本态度。还是顺着这儿迅速说完。我妈妈谢谢她妈妈，但是她爸爸不大喜欢我爸爸，觉得他是工程师，高傲。我妈妈也是电大老师。在那个年代，我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在这小单位里貌似分属两个阶层，实际上都是月工资差别不超过五十块钱的准穷人。我妈给我买新衣服回家的时候，她妈和她在楼下会偶尔注目，但不说什么。我爸爸妈妈吵架的时候，她们家静悄悄的好像没有人，再激烈些也不会上楼来劝。我们两家事实上没什么来往；虽然那个阿姨在幼儿园里只抱我一个人。可那也并不是出于对我家庭的欣羡，纯粹是因为我小时候太娇气了，全幼儿园也找不出比我更爱哭的一个小孩。

这个女生的名字，姑且叫阿茑吧。她很漂亮。脸圆圆的，眼睛也圆圆的，嘴巴又翘又红，五官的轮廓很标致。她长得像她妈，她妈本名叫邓小平。没听错，就叫这个名字，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个名字。所以文革期间，她妈妈有一天上公厕，突然听到外面喊：打倒邓小平！打倒刘邓反革命主义路线！吓得连裤子都来不及系好就跑出了公厕。那一天之后，邓小平阿姨就改名叫了邓为民。听上去像个男的给同学送礼物送什么好女同学，不过本来她的名字也不太像个女的。

阿姨邓为民的女儿阿茑，从小就是个美人。我小时候很倾心她，因为我从小就是个脏乎乎的假小子，妈妈工作忙，小辫都给我梳不好，经常抱歉地要我到楼下找为民阿姨梳个头。我俩一块玩泥巴长大，但是这样的机会也不十分多，因为她总得带着她弟弟。她比我大两岁，她弟弟比我小三岁。我不知道她怎么带一个比自己小五岁的弟弟，但是她看上去总是很耐心。

关于她弟弟，我实在记得不是很清，连名字都快忘记了。还是说回我俩的友谊吧：我们会互相借书看，这对于小孩来说，实在是难得的交情。但我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青梅竹马的男朋友，阿茑看不惯我俩交往，经常伙同院子里其他女生孤立我们。这时候我和她就成了敌对双方。她有一次发现我和他在房间里玩牌，还单枪匹马准备攻入我们的房间。我不太清楚她是出于严格的道德标准，还是纯粹就是嫉妒我们没有带她玩。我甚至不清楚她嫉妒的那一方究竟是谁：那个男孩还是我？还是我们俩一起？

总而言之，我俩的友谊看似深厚实则脆弱，看似古怪其实寻常。真正经受考验的，是我有一次发现她偷偷拿走了一个我最心爱的布娃娃。我妈妈出差刚从外地的大城市给我买回来不久，我还没玩几天就突然不见了。过了差不多半年，我发现在她弟弟手里有个残缺不全的玩具，正是我找了很久的那个娃娃。它已经变得很脏了，脏得让我一下子没敢确认，看了半天，才发现当时我弄掉的一颗纽扣，现在还缺着。

我不太记得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好像是去找她指认了一下，她很镇定地说：这是我妈妈给我们买的。我从小就是个怂蛋，听见她这么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最后就讪讪地走开了。但是我俩此后有很长时间不再亲密无间。我也许是对她的镇定感到震惊。我觉得她虽然才比我大两岁，可是已经掌握了大人世界的某种游戏规则。

后来她和我就以一个差不多的速率互相长大了。我十岁的时候，她十二岁。我俩仍然在同一个年级。加上同院子另外一个和她同岁的姑娘小菲，我们仨又短暂地结了一阵子伴，但是那个姑娘明显和同龄的她有更多共同语言。这直接导致了我到现在都很害怕三人行：就害怕自己是被孤立的那一方。阿茑和小菲总在说男生追女生啊，来事儿了没法去上体育课啊什么的。我当时十岁，虽然跳级上了一年级，但是完全听不懂她们在说什么。上课的时候我总是带玩具去，把书本搭成拱桥，一手一个玩具兵不断进进出出。我沉浸在我自己的游戏世界里，而她们却早已悄悄在我不知道的领域成了大姑娘。

初二的时候，她俩关系没那么好了，阿茑又有了新朋友白兰。我们仨组成了新的三角关系，新的三人行。阿茑和白兰都很美，相比之下，比一般人早上学两年的我还只是个还没发育的丑小鸭。男生好像更注意白兰姑娘，阿茑这次不幸沦为陪衬，但是她好像非常享受这个位置。不断有男生请她们出去吃冰糕，压马路；而我只能在学校乖乖等她们逛大街回来。我有一度非常想和白兰搞好关系，送给她很多写着“MADE IN TAIWAN”的小书签。她的眼睛实在是太美了，我甚至给她写过一首诗，称她为“一枝娴静的白兰花，芬芳自得地开在我们南方小城的一隅”。

在那个时期，我们所有人好像都可男可女，遇到谁就是谁。如果白兰接受我热烈的追求，也许后来我就变成了一个拉拉也不一定。但是好在很快我们就同时喜欢上了一个男孩。那个男孩理所当然地喜欢白兰，但是因为他很爱看书，我一时之间无法接受自己的失败，努力用共同的看书兴趣吸引他的注意力。他姓曾，叫曾难庸，光叫这个牛逼的名字就足够让人倾慕了。他给我们三个女孩说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不战而屈人之兵，我们仨都听得很认真。还有什么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五音令人耳迷，五色令人目盲。各种乱七八糟的名言名句，他都用工整的从小就练过的笔迹认真抄在本子上，我们看到以后又飞快地把这些二手名句背诵下来，到现在都没有忘掉。

我很少有机会和这个看上去才华横溢、与众不同的男孩子共处。他和另外两个女生在一起的时间明显更多。但是有一个中午，我发现他一个人在教室里休息。这是我唯一的机会，我走过去。

他在一个本子上写着什么。那个时候我的作文已经写得很好了，小学四年级就上过全国作文选。这也许是丑小鸭唯一可资骄傲的地方。于是我大胆地开口说：你在写什么呢？

他抬头看了一眼，发现是我又低下头：我在写信。

写情书？我大着胆子开了个玩笑。

嗯。

他直言不讳的承认让我再也无法说话。十一岁上初二的我戴着大黑框眼镜低着头，慢慢慢慢走出教室去，放弃了这次单独相处的机会。第一次，我感到深深的妒忌。我很早就近视了，像个书呆子，而且个子瘦小，在初中班上看上去发育不良。和这些健康懂事的少女们相比，我就是个没发好的豆芽菜，作文写再好也没用。没有男生会倾慕我的；他们根本就还没发现我是个女孩。

做眼保健操的时候脱下眼镜，倒是有一两个女孩子偶然看到，说我长得其实不赖。但这有什么用呢？除了本人心如鹿撞之外，没人在意这漫不经心的评价。曾难庸同学更加不在意。他就算听到了大概也并不认同。

我嫉妒的对象主要是白兰。就像阿茑小时候不许我和青梅竹马一起玩一样，我不清楚我究竟是在意这个桃色事件里的男主角，还是女主角更多。我老在观察她今天又穿了什么衣服，偶尔穿得不够好看，就替她感到痛心疾首。她有一条用祚绸银灰布料做成的萝卜裤，穿起来虽然看上去很凉爽，但是样式很老气，总让我猜想这一定是他爸爸做衣服剩下的布料给她裁的。但是这并不影响她皮肤黑里俏，眼睛带着笑，每次轮到她值日，总有好几个男生争着帮她搞卫生，其中有一个小胖子姓曹，我到现在还记得。曾难庸倒是从来不帮她：他每天都独来独往，酷得要命。他妈妈就是我们的数学老师，他居然胆敢数学成绩全班倒数第一，还专门写过一篇周记讽刺家长老师的填鸭式教育。随着时日增加，我越来越感到了不可名状的倾慕之情，一个初秋的中午，我和白兰两人单独留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也许是当时那种短暂而亲密的氛围，我突然向她大胆吐露了我的心事。她听后表示略微吃惊：“怪不得你什么男生都不理，唯独还和他说几句话。”不过，她告诉我说曾同学对她并不真好，至少没有曹小胖对她那么好；他喜欢政治，将来是要当大官、做大事的。

这一切离我仿佛都很遥远。我还停留在抄歌词、名人名言、收集贴纸照的后儿童阶段，离少年甚至都很远。她陡然间说出同班男同学这么宏伟的志愿，我感到目瞪口呆。

我说，不管怎么样，我挺喜欢他的，也喜欢你。喜欢一个人，一定得感到痛苦吗？

她说，电视剧里和琼瑶小说里都是这么说的。

她这么说的时候像个年纪很大的女孩，表情充满了对爱情的憧憬和向往。刹那间我感到一个儿童能够感到最大的屈辱和痛楚。为什么你们都长大了，都懂得那么多我不懂的事情，而我还没有？这时候父母都已经去了深圳打工，我作为一个留守儿童孤零零地待在湖南的祖母身边，真正叛逆的青春期还没有到来，但是已在过来的路上蠢蠢欲动。我对一切新鲜事物都感到好奇，但是短时期内只能够靠每天遵守奶奶制定的钢铁纪律定期领取每天的零用钱一元，并且用这一元钱做所有的事情：去租书店租琼瑶、去学校的小卖部买一毛钱一升的五香瓜子、巧克力，逢年过节给同学送贺年卡，特别好看的明信片舍不得送，自己收集起来，十多年后在抽屉深处默默变成了一堆发黄的废纸。

什么是爱我不清楚；但我已经开始懂得喜欢看上去和别人不一样的人。白兰虽然成熟得早，但是她并没有显露超凡脱俗的地方；她只是偏巧长得秀气一点罢了。阿茑也是，阿茑特别热衷于讨论男生追女生的问题。我觉得她们都不够特别，但是曾难庸同学真的特别。我如果是男生，我也希望像他一样，关心政治、将来做大官、办大事、照顾穷人、打倒一切不公、帮助全世界提前实现共产主义。

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居然因为外貌的原因——而且将来谁更好看还不知道呢——喜欢白兰，我实在感到失望。因为这失望和妒忌，我开玩笑地说，我恨你。教室里只有我和她两个人。话刚出口，她就敏感起来：你干嘛？

这事很快就传开来。某某女生因为一个男生争风吃醋，和好朋友某某绝交。阿茑坚定地站在了白兰一边。我试图解释，但是她不听。在校门口我拉住了她，拉扯之间，恼怒地推了她一把。我以前从来没有打过人，这辈子第一次动手，居然是从小一直住在我楼下的发小。她妈妈还是我幼儿园的阿姨，所有人都不抱，只抱我一个人。

是六月湖南的傍晚，晚风轻轻，暮色四合，三五成群的初高中生纷纷走出校门，我们班的同学们早就走光了。没有一个认识我们的人看到这一幕，我刚推她，她立刻回敬了我一耳光。

眼泪迅速地涌出来。我没有还手，只是跑回父母家里，他们已经去深圳半年了，黑洞洞的房间人去楼空，我想起对我不好的祖母，困惑疼痛的青春期，说不清楚到底要不要好的女友，跪在黑暗的房间中间大哭了一场。那一晚，就是我童年的终结。

而那个耳光，让我和阿茑好长时间不再说话，也包括白兰。让我遗憾的是，她和曾难庸最终也没有走在一起。

没多久我就随回乡过年的父母去了深圳，离开了祖母家，也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湖南。有很多同学给我送别，写临别赠词，但不包括阿茑和白兰，也没有曾难庸。有一对姐妹花甚至哭了，我也哭了，在开往深圳的火车上，哭了一路。那种抽抽搭搭从生长地被连根拔起的心碎，卧铺车厢雪亮洞彻的灯光，到现在闭上眼还在面前。

差不多五年以后，阿茑和她妈妈，原名邓小平的邓为民阿姨，以及她的未婚夫，一起来到了深圳。那年我大一，十七岁。她十九岁半。她妈妈说，她已经谈好了对象，已经准备领证结婚了。我和我妈妈无法置信自己的耳朵。那个男孩和阿茑一起请我吃了顿饭，和我吐槽说他们有一次在小城的咖啡馆里吵架，她说我下去一下。然后就一走了之。他急疯了，担心她自杀，找遍了小城的旮旯拐角，沿着铁路线走了好几公里，最后发现她在市中心的一个小宾馆里很舒服地开了房，在看电视。这就是我们湖南女孩子，这气性也太大啦！

他还说他在另一个城上班给同学送礼物送什么好女同学，每个礼拜五都要为了她坐一夜的火车回到小城。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看上去很甜蜜，让我觉得他很爱她。小时候阿茑就好看，只是初中的时候风头被白兰盖住了，现在她终于找到了懂得欣赏她的男生，我由衷地替她感到高兴。她来到我家像个待嫁的淑女般做客，就好像当年那个耳光的事全没发生过。我们重新恢复了儿时友谊；只是依然觉得结婚对我们来说似乎太早了点，尤其是对于刚满十七岁的我来说。阿茑比我大两岁，可也还没到二十。